在众多的流行时装中，最不能不提的是旗袍。提到旗袍，最不能不提的是上海女人。而说到上海女人，总是不自觉地让人想起张爱玲。
在她留给世人的照片中，她总是一袭旗袍，气定神闲，或雍容华贵，或平静自然，带着东方的素净和西方的明艳。
◎张爱玲
在散文《更衣记》中，她更是详细阐述了旗袍的演变，并分析了其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。
旗袍原本是「旗人」——也就是满族人的传统服装，经过西方服装制作工艺的改良后，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风靡上海。
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，具有清教徒的风格，近乎于「无性别服装」。因此，张爱玲认为，女子穿旗袍，「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，提倡复辟运动，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。」所以，新式旗袍可以说是带有女权色彩的服装变革。
三十年代，旗袍「袖长及肘，衣领又高了起来，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，斜斜地切过两腮，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，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，紧抵着下颔，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」。
听起来似乎不大好看，但让全世界家喻户晓的，正是这三十年代的旗袍。
其款式多变，领、袖、襟可以随着衣摆线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。加之西方「收腰」特色的影响，注定旗袍会变得修长而紧身，更适合中国女性清瘦玲珑的身材，有含蓄之美。
后来的高开叉，也十分符合中西合璧下开放活泼的理想形象。因此，工人学生、职业女性、摩登女郎、明星名媛无不偏爱。
但这样一种演变在张爱玲看来却是出于另外的原因——
「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，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。在政治混乱期间，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，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——那就是衣服。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。」
倒应了《色，戒》里易太太的话：「现在时兴囤东西，我们没有别的本事，就往身上囤吧。」毕竟「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」，总要穿些新式样的漂亮衣裳，以此证明自己还有可以坚持的理想。
◎《色，戒》剧照，张爱玲笔下王佳芝的旗袍，也成了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物件
于是日历牌上的女子穿着色彩艳丽的丝绸旗袍，裸露着雪白丰腴的臂膀；女学生穿一身阴丹士林蓝布旗袍，安之若素，不露声色；演员胡蝶更是穿着旗袍上《良友》杂志的封面，酒窝荡漾，毫不拘泥；弄堂人家的娴静太太也是一身华丽的旗袍，忙起来的时候，一只方帕子随手掖进腋下的纽扣间，点缀着旗袍的花色。
到了四十年代，旗袍最大的变革是「衣袖的废除」。
张爱玲在《更衣记》里不无讽刺地说：「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，小心翼翼地，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。同时衣领矮了，袍身短了，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，改用盘花纽扣来代替，不久连纽扣也被捐弃了，改用嵌钮。总之，这笔账完全是减法——所有的点缀品，无论有用没用，一概剔去……现在要紧的是人，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。」
看得出，爱玲十分钟爱四十年代的无袖旗袍，所以给《色，戒》里的王佳芝也安排了这样一身：「靛蓝水渍纹齐膝旗袍，小圆角衣领只半寸高，像洋服一样。领口一只别针，与碎钻镶蓝宝石的纽扣耳环成套。」
后来，王佳芝去裁缝铺取改好的长衫(旗袍)，又变成了无袖的蓝底镂空绣花款式。试穿时，被易先生滚烫的目光灼灼地望着，她急忙低头，难为情地笑：「这一改又太合身，都不敢喘气了。本来易太太选了这块，又放下了，嫌花，我就赶紧捡过来。要不……就不改吧，我换下来。」
「穿着。」一直沉默的易先生突然开了口。
这一刻，二人的感情因为一件旗袍露出了端倪，表面上维持着客气，暗地里却像喝了蚀骨销魂的药酒，一阵阵麻上来。
张爱玲就是这样，总喜欢透过旗袍来传达人与人或是与时代的关系。
◎张爱玲笔下的旗袍样式，图源网络
比如《花凋》，章云藩到郑川嫦家里过中秋节，川嫦穿着一件葱白素绸长袍，白手臂与白衣服之间没有界限。但这件旗袍制得特别长，早已不入时了，章云藩知道，委婉地说，「出国的时候正时兴着，今年回国来，却看不见了。」暗示海派旗袍的流行与更迭速度之快，也暗示郑川嫦腐朽落后的原生家庭。
《金锁记》中的曹七巧，「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，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。」可见当时的清朝服饰旧俗未尽，也透出曹七巧一生囿于生命枷锁中的困境。
与之相反的是《茉莉香片》中健康活泼的言丹珠，她要么穿一件白绒绒紧身背心，要么在旗袍上加一件长袖子的白纱外套，是亦中亦西的穿着，展现中国文化的同时，又似乎与国际接轨，开放又端庄。
除此之外，还有吴翠远穿的滚一道窄窄蓝边的白洋纱旗袍；王娇蕊曳地的绿色长袍；长安赴约时穿的「苹果绿乔其纱旗袍，高领圈，荷叶边袖子，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」。
就连生命，在爱玲眼里，也是「一袭华美的旗袍，爬满了虱子」。我们纵然可以享受生命的欢愉，却也无法克服人生中像虱子咬啮一般的小烦恼。
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旗袍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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